原来王直虽然在海上一家称大，但他要做买卖的话，就得跟沿海海商合作，日本这地方物资太匮乏，所有和南洋、西洋交易的商品，必须从中国购买，而从西洋、南洋带来的商品，也只能往中国销售。
然而在海禁政策的背景下，谁敢和王直做生意？只有有背景、有靠山的海商敢，但这些人心黑得很，他们知道王直迫切需要这种走私，就故意漫天要价或者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多次损害王直的利益。
陈惇点点头，心道这我是见过的，当初以沈光德为首的织造商人们，就是这么坑西夷商人的。但王直不是那些西夷商人，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也无可奈何，而王直毕竟是有枪有炮的海上霸主，能忍得下这口气吗？
“这个也就罢了，老船主要做大生意，不是不能忍，”使者愤愤道：“令人忍无可忍的是，我们相信他们，把从南洋、西洋运来的商品放在他们那里销售，约好了日期结算。而他们明明把货物卖出去了大价钱，却并不结账付款，不是说产品滞销，就是说风声太紧，查禁太严。故意拖着，就是不支付我们的货款。我们好说歹说，他们全都不理会，如果强要的话，他们便会引官军前来抓我们！”
这些海商要么就是闽浙大族，要么就是背靠着闵浙大族的海商，盘根错节，对自己的利益守护地非常严密，根本不许任何人动摇，而且他们势力庞大，让强大如王直者，都根本拿他们无可奈何。很多次王直出于泄愤，便命令手下在沿海烧杀抢掠，但根本无济于事，只能惹得百姓仇怨，官军围剿，而这些海商却无损于毫毛，更加肆无忌惮。东南倭患的根本原因，就在这些海商身上。
他说的是大实话，王直之所以反复要求开海禁，就是无法忍受原本属于自己的财富被闽浙海商巧取豪夺。
陈惇道：“你知道吗，朝廷已经允许苏州织染局同外商贸易了，也就是说，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海禁是倭患的根源，海禁政策正在松动……那么如果朝廷开埠贸易，你们不仅可以同百姓做生意，还能跟官方做生意，不会别无选择只能跟海商做生意……”
见这使者支起耳朵听着，陈惇就道：“那这些海商就再没有骄傲自大的资本了，也没有渠道获利了，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阻止开海，他们是咱们共同的敌人。你们以前一直害怕这些海商仗着闽浙大族的势，而闽浙大族又仗着官军的势，所以海商和官军是一伙的……现在我可以代表胡宗宪告诉你，我们打算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们打算把这群害群之马清算掉……”
“你们真的能收拾掉那些大族？”这使者疑问道。
“我需要你们提供名单，”陈惇道：“……和你们做走私生意的所有海商的名单，以及他们背后所依附的大家族的名单。”
“不不不，你在骗我，要是能收拾掉那帮人，”这使者不信道：“当初朱纨也收拾地狠呐……结果他不就被那些人害死了！”
“朱纨就是前车之鉴，我们会以他为鉴的。”陈惇道：“你只需给老船主带个话，把名单的事情告诉他，看他愿不愿意选择相信。”
“让我们相信你们？你们现在在淞沪打得我们焦头烂额，”使者怒道：“要真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停火谈判？”
“你懂个屁，”陈惇喷他：“不能和你们谈。”
见使者不明所以一头雾水，陈惇也不跟他多讲，只坐在桌子前细嚼慢咽最后两个粽子。
胡宗宪打这仗，到底是什么原因——
从一开始说的是吸引浙江福建的倭寇，后来人们猜测他是为了和曹邦辅争权，这两点都没有错。胡宗宪需要一场大仗来确立自己的地位。
但实际上，胡宗宪对总督这个位置势在必得，他需要更大的权柄，就必须让朝廷知道倭寇真正的实力。朝廷以为张经不作为，以为张经拖延，以为王江泾大捷很容易获得，但其实并不是。任何一个坐在总督位置上的人，都必须要以张经为鉴，短期内打不了胜仗就要被杀头？不，胡宗宪选择的办法就是通过一场胶着的、惨烈的战事告诉朝廷，抗倭是长期的。
朝廷意识到这一点，不仅会加重总督的权力，而且会重新审视他们对待倭寇的政策。
朝廷对待倭寇的政策只有一个，那就是剿灭。因为他们觉得，和倭寇谈和谈是耻辱，迫于王直的压力开海更是耻辱。所以官军只有和倭寇对抗这一条路，但这是没有出路的。
胡宗宪的方针是“剿抚并用”，但他曾经上疏极言过，却没有人听。
打了淞沪之战，朝廷就会重新看待他提出的这个办法了。用这个方法，才能看到抗倭胜利的曙光。
他现在不能和王直谈判，要让朝廷看到剿灭王直需要付出的多大代价，以后提出谈判，提出招抚，朝廷才不会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