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招商引资的事情，在宋国内部引导为了一场‘表忠心’的选择。
国库是绝不会动的，他绝不会拿自己的钱投入所谓的‘工厂’里面，那些投钱的人如果最后被临国人玩弄的头破血流，那也是为了表达对自己的忠诚。
那二十多个官员在扬州学了一个月，回来的时候都显然说话有底气了许多。
临国和他们的人再次商谈，又第四次连着开了半个月的会，才最终敲定了三企十业的计划。
所谓三企，成分和属性都截然不同。
由宋国商人主要出资、宋国官员入股参与的‘绍兴制造’，里面的经营者和投资者都是彻彻底底的宋人，但允许和其他企业进行交易，并且可以雇佣临国商人或者工匠进行指导。
部分临国公司与政府共同运营着‘江银集团’，已经和宋国达成了第一轮的合作协议，开启了境外投资和小型工厂的建设。
第三方，是宋临民资合营的‘隆兴制造’，算是组成最为复杂的一个存在。
和州、宣州、常州三地被选为了试验点，而且临国出于表示友好，愿意无偿的修筑构架五地的公路。
原本临安与扬州就已经修筑了一条足够稳定安全的通路，附近两边都有禁止牲畜行人翻越的铁栅栏。
赵构一直眼热这样方便的道路，可是他们第一没有修路的技术，第二也造不出汽车来。
之前定的三批汽车，有几十辆被改造成了供官员出行和赶路的公用车，而其他的早已被派往各个防守重地，提防金国或者蒙古那边突然搞事情。
西夏被他拱手送给了完颜雍，而对方居然也履行了诺言，将之前许诺的三地都送还了临安，以至于有少数臣子已经开始提议迁都长安，离金临二虎都远一点。
但从临安迁都到长安实在是太远了……何况长安现在是边境，金兵随时都可以打过去。
自然是不可能的。
五州的位置颇有些像一个‘◇’，扬州在北，临安在南，中间便是和宣常三州。
当时那些个官员在培训完以后回临安开了个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引入淮南淮北的富商参与投资，帮忙分担风险。
这一系列的决策自然都是要过赵构的眼的，而赵构对此也没什么意见。
他能囫囵看懂决议书在说什么，就自认为是已经全都看懂了。
从唐朝到宋朝，‘工本农商末’的概念已经被彻底颠覆了。
赵构没有时光机，不知道明清为什么要走重农抑商的那一套，在他的视角里，过去几十年里，早就有臣子递了折子，力述‘工商为本’的认知。
从前邓馆指出‘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
范仲淹也一早就提出过‘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的抗议。
商人不仅可以合法的参与科举跻身仕宦，社会上也早就出现了全民皆商的风尚。
不光是士大夫广从于农桑之业，商人的身份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
不光晏殊、苏轼等有从商经历，商人家族本身也不断地被士族接纳，成为婚娶的热门选择。
如果孔子来到宋朝，看到用色用度、服饰装饰毫无阶级之分，百姓都可以穿紫衣红袍，恐怕又要哭一趟礼崩乐坏了。
让赵构不爽的，不是民商被拉进来当‘冤大头’，而是这些官员对‘开会’这件事越来越娴熟，可他从中根本找不出毛病来。
会议虽然在汉朝就已经有明确的概念了，但是直到赵构这一代，开会的意义仅仅是‘上位者传达命令给下属’，并没有‘讨论’、‘决策’、‘反驳’之类的东西存在的必要。
可是那些个官员在临国呆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开始熟悉并且适应会议流程安排、会议进度控制、数据分析和项目管理，以及各种重视效率和解决问题的现代化会议体系。
这种风潮不仅被带回了宋国，那些过来参与会议的商会头头也迅速学习和接受了这种讨论形式，如果不是办公桌都是黄花梨木方桌拼起来的，真给人一种是现代人在高效率的讨论项目的感觉。
就如同习惯了手抓饭的原始人突然会用筷子了一样。
赵构虽然对这种奇异的氛围不安，可又挑不出毛病出来。
——座位是按照官阶和身份排的顺序，而且哪怕他作为皇帝没有出席会议，为了表示敬意，人们也会把主位让出来‘以正天威’。
探子们混进去的时候，也说确实在讨论投资数额和建厂选址，根本不谈论政治，也没有人结党营私。
可怎么总是有种……事情在脱离自己控制的感觉？
刚好这个时候，户部尚书等人联名提请建立商部，用来管理协调这些方面的事务。
这是个摆正主子的好机会。
赵构直接吩咐手下的重臣做了商部尚书的位置，不断地加强对三企十业的管制，试图用繁琐的审核流程来控制这些参与合作的商人和官员。
可这个选择有些想当然——各种文件在商务部下达命令的当天就挤满了衙门，小吏忙得眼睛都看花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审核盖章。
商务部的主事者自然又急急忙忙赶去面圣，仔细解释了一通，勉强让皇上松了口。
赵构直到这个时候，还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二十个去扬州接受培训的官员，会越来越难以被控制。
精商不可怕，精政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通晓二者，还身居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