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下旬，我坐日本海船来到上海。也听闻了第3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自忠在宜昌会战中牺牲的消息。
枣宜会战第十一军的战报显示，该会战日军伤亡仅约7000人，与之相比，国军的战损为:阵亡36983人，失踪23000人，负伤50509人，如换算伤亡比率，日军投入56个大队，伤亡约占有效作战兵力的12.5，可我军投入之兵力约54个师，概约38万人，伤亡高达总兵力29，或是，有效作战兵力的45!毫无疑问，我国军战败!经此一役，第五战区主力元气大伤.
1939年日本军阀在被占领区，扶植建立了汪精卫政权。很明显的是为了加强占领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统治。
1938年底，日军便开始进行兵力重整，即以大量新编成的独立旅团与b级后备师团开入中国，同原本投入战场的常备师团及a级后备(特设)师团进行换防。换防出来的部队，或开回国内解除动员，或转调关东军对抗俄国的威胁。1940年初，日军在华(除东北)共部署达二十四个师团.二十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与两个骑兵旅团，地面部队总数将近八十万人。这兵力数字非常庞大，驻军开销也令日本政府颇感压力，可是占领区太过广大，以致日军虽将驻军化整为零，驻防于大量的班、排级据点，以求控制占领区。甚至于一个师团只能保持一个大队的机动兵力，可对占领区的控制成效仍就不怎么样。
枣宜会战中，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国军方面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
1940年5月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
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张自忠战斗至最后一人，弹尽粮绝战死。
听到这个消息，全国的人民为之哀恸。
我刚到上海码头时，看到报纸也很心痛。
这是抗日的一位英雄，能以少胜多，打到最后一刻的悍将。
这一次的情报错误，使得国军内部，开始重新置换新的情报机构，在敌占区重新构架军统的特务情报人员。
事实上我清楚，这是76号的日军特务，在严重的渗透和打击情报网带来的恶果。
“76”号，其全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汪伪政权，奉日军令，设置于上海市的特工总部。座落于上海静安区极司非而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简称“76”号。
内设三十几种酷刑，拷打抗日人士。吊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炮烙、钢针刺指，设有天牢、地牢和水牢......
1939年9月5日，汪伪政权设立特务组织“七十六号丁默邨、李士群分任汪伪“特工总部“的正、副主任，但“76号“的真正主人，却是日本特务机关。76号内驻有一支由涩谷准尉统领的日本宪兵分队，职责就是监视76号的汉奸特务。
特工总部的丁默屯、李士群和唐惠民，勾结在一起，表面气味相投，骨子里勾心斗角，各有打算。三个人的个性和作风也不相同。
日本宪兵队还在“７６号”里成立了一个名叫“梅机关”的指挥机构，对外称为顾问。
目前特工总部，南京区则由南京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科长，藤冈英雄负责指挥。这里常驻日本宪兵特务班一班，有班长准尉和曹长、军曹等七八人，
{注解：日本陆军军衔共计6等16级：即大将、中将、少将、大佐（校）、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伍长（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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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外滩下船，进入这上海日军远东军司令本部时，已经是夜里九点。
但是坐车在宪兵开路的前提下，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大楼司令本部，在四楼见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朝香宫鸠彦王。
我在很庄重的手按着指挥刀走进去时，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正拿着烟在阳台看着路面的霓虹灯。
陆军中将朝香宫鸠彦王过来很客气的和我握手，然后我们坐下来交谈。
期间，我把宫本纯子要我带的信件给了陆军大将松井石根。
此刻我已经是小田荣毅中佐。负责华中华南地区的宪兵总部，和郑州，武汉，南京，上海区在内的日占领区的地方全部治安和特务活动。
这时负责南京区域的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科长，藤冈英雄中尉也是我的下属。
我的任命书和军衔军饷等会在之后凭着司令部的批示文件下去领取。
开车接送我的十二名驻上海日军宪兵，也是今后作为我的贴身近卫。
我知道此刻松井石根此刻看的宫本纯子的信涉及到我的未来。
宫本纯子和松井石根是什么关系，这日本军界圈子里其中很多人不会很清楚。
松井石根是宫本纯子的姑父。后面我话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松井石根叫人打电话，让76号的藤冈英雄中尉赶来见我，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