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大厅内，数十名国民政府党政军高层大员齐聚一堂，商讨如何应付这场“西安事变”，众人展开了激烈争论，最后在解决方案上共分成两大派，一派主张通过和谈手段救出蒋介石，另一派则主张使用武力手段救出蒋介石并惩治“张杨叛逆”。前一派人包括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冯玉祥、李烈钧、程潜、谷正伦、居正等，后一派人包括何应钦、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刘峙、钱大钧、顾祝同、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康泽等。宋美龄等人自然是真心诚意地想把蒋介石救出来，而何应钦等人则是各怀鬼胎。何应钦目前地位是不折不扣的“一人之下，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上”，做人既然做到天下第二的位置，肯定就想“再进一步”了。何应钦强硬主张用武力解决事变，组建“讨逆军”并且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他的目的是趁机大权独揽，取代蒋介石，他满口句句都是如何“讨逆”，根本就不管蒋介石本人的死活。只要有脑子的人都想得出来，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与中央军展开全面大战的时候，蒋介石也就死到临头、性命不保了。何应钦名为武力救蒋介石，实则想借刀杀人，趁机除掉蒋介石，取而代之，并且他还打算派遣空军轰炸机轰炸西安，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蒋介石也炸死在西安；戴季陶虽然也主张武力解决事变，但他不是想干掉蒋介石，他是真心诚意地想通过这个办法救出蒋介石；刘峙、顾祝同、钱大钧三人鼎力支持何应钦，因为这三人跟同样被扣押在西安的蒋鼎文并称为“何应钦派系四大金刚”，自然希望何应钦趁机上位；至于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康泽等人，他们口口声声主张“武力讨逆”，因为他们跟何应钦也是一个鼻孔出气，首先，如果蒋介石平安无事，他们此时的卖力活动自然能获得“勤王护主”之功，万一真把蒋介石搞死了，那他们也会成为拥立“新君（何应钦）”的元勋功臣，一举两得，稳赚不赔。
两派人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随后各自展开行动，不过，由于空军是蒋纬国和宋美龄扩建起来的，所以何应钦完全指挥不动空军，因此轰炸西安的计划没有被付诸行动。
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扣押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和全世界，顿时石破天惊，各国政府和国内外各方势力、各界各地都紧张密切地关注着事态发展。国际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表态支持蒋介石，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真正领袖，认为蒋介石“如果真的出事”，会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会给东亚局势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同时谴责张学良此举“肇害中国”，对此事表达震惊和不安，呼吁和平解决此事；国内方面，很出人意料的是，曾因遭受蒋介石中央系打压而丧失地盘或失去政治影响力的冯玉祥、龙云、王家烈、何键、阎锡山、李济深、傅作义等各地军阀都异口同声地通电全国，声称忠于蒋介石和国府中央，并严词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刻释放蒋介石，甚至素来最顽固反蒋并且势力最雄厚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在第一时间宣布支持和忠于中央国府，痛斥张学良和杨虎城“名为抗日，实为自毁长城，破坏党国团结统一大局”，另外，全国各地各界大部分都表态支持蒋介石。尽管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龙云、李济深等中国各方势力都厌恶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但同时也都希望他平安无事，因为中国需要他活着。此时的中国除了蒋介石，没有第二人能够驾驭统领全国，一旦蒋介石“驾鹤西去”，国民党中国必然会像袁世凯死后的北洋中国那样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继而让居心险恶的国外势力乘虚而入。
当然，也有几个地方军阀对此是幸灾乐祸并且蠢蠢欲动，其中以两个实力派军阀最显眼，一个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一个是四川省主席刘湘。韩复榘获悉此事后致电张学良，声称“此为英明壮举”，并且通知张学良和杨虎城，山东军队将向西开进，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刘湘获悉此事后一边调动军队向川陕边界移动，试图接应东北军和西北军，一边调动部队向重庆一带开拔，准备拔除第918团，实际上，在先前的两广事变中，刘湘就是这么做了。刘湘甚至还暗中发电报给张学良，建议张学良毫不犹豫地把蒋介石干掉。
中共方面有很大一批人坚决要求趁此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公开审判并处决“独夫民贼”蒋介石，但中共高层领导人还是保持着理智和冷静的，并没有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刻杀掉蒋介石，同时，莫斯科当局也态度明确地给中共发来“不允许杀死蒋介石”的指令，莫斯科方面严厉指责张学良和杨虎城“都被日本人收买了，一起做了全中国最大的叛国者”，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公开表态支持蒋介石。克里姆林宫很清楚，蒋介石和国民党在眼下不容置疑地是此时唯一能建立中国统一抗日战线的主导力量，毕竟此时中共力量太弱小。蒋介石死了后，只有几万人马的中共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统一中国，而国民党内部也会分裂，中国会陷入全面内战和混乱，日本人就是最大受益者，吞掉中国的日本会国力暴涨，继而威胁到苏联大后方的安全，因此莫斯科给中共下令：不允许杀害蒋介石，中共要为建立以蒋介石为领导的中国联合抗日政府而努力，只要迫使蒋介石放弃“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