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沉默不语，他虽然不太懂经济，但也知道其中的关键，很多东西只要抓住关键，眼前就会豁然开朗，说白了，中国此时的问题是这样的：假如中国有1个权贵和10个平民，中国的财富是100，1个权贵有80，1个平民只有2，权贵的财富是平民的40倍，悬殊很大，现在，因为历史机遇，中国一下子增加了1000财富，权贵因为拥有权力，所以抢占了800，平民只能分到200，最终，1个权贵有880，1个平民只有22财富，虽然倍数没有发生变化，但两者在数量上的差距一下子被极大地扩大了。实际上，这是十分直观但又十分粗略的算法，并没有把“利滚利”之类的因素算进去，而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就能支配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最终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因为权贵官商将会霸占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和社会资源，堵死社会基层人口的上进通道，使得社会阶级固化、僵化，日积月累，社会基层必然大爆发。另一方面，那些因为有权贵撑腰而大赚特赚的商人也并不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恰恰相反，他们在挖国家和社会的墙角，因为他们仗着“朝中有人”，所以会干出各种不法之举。可以设想这么一个情况：某市需要十万吨水泥进行城市建设，两个商人进行竞争，一个是有权贵撑腰的官商，一个是没有背景的普通的民营企业家，毋庸置疑，在这个不公的大环境下，肯定是官商夺标，哪怕官商开出价格更贵、商品质量却很差，官商也会胜出，就是这个道理。如此情况，会导致以下几大负面影响：
第一，该市政府花了更多的资金买了水泥，造成国家财富的浪费。被浪费的国家财富去了哪里？去了权贵官商的腰包；
第二，水泥质量肯定很差，因为官商仗着有人撑腰，肯定以次充好，从而节省成本{肯定会这么干，一来商人为了追逐利润都是使尽办法的，二来如果有靠山，商人必然敢于使用非法手段追逐利润}，那批水泥被使用后，必然出现质量问题，到时候问题百出、人员伤亡，最终不得不推倒重建，又造成国家财富的浪费。被浪费的国家财富去了哪里？还是去了权贵官商的腰包；
第三，物美价廉的民营企业得不到商机，反而遭到排挤，所以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最终倒闭破产，导致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良心企业越来越少，而不法企业却越来越多，陷入一种无法解开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整个经济体系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可以参考后世的东北经济}。
蒋纬国忍不住想起了原先历史上的“五子登科”。原先历史上，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方方面面的高层大员纷纷以百米冲刺的劲头从西部后方扑向东部原先日占区，争抢接收日伪财产，完全不顾法规、原则以及国家利益，拼命地大捞特捞，给沦陷区带去了新一番的浩劫，大肆地监守自盗、贪污**、敲诈勒索、横征暴敛、囤积居奇、鱼肉民众，甚至因为分赃不均而互相大打出手，搞得民众怨声载道、愤怒不已，恨骂道“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其中，“金子、票子、房子、车子、＂o zi＂{汉奸的妻妾}”是众多“接收大员”强取豪夺的对象，被时人讽刺为新的“五子登科”。而眼下中国的情况，与原先历史上的“五子登科”简直有着异曲同工的相似处。因为“大发财机遇来了”，个个都“争先恐后地下海”。
“这件事，肯定要解决的。”蒋纬国站起身，看了看手表，“都已经晚上七点了，大哥，你先好好休息吧，嫂子肯定在家里等着你呢，我就不陪你吃晚饭了。”
蒋经国惊讶地问蒋纬国：“你呢？你去哪里？”
蒋纬国笑了笑：“孔大公子今晚请客，他请我去他新开的豪华夜总会‘放松放松’。”
因为蒋纬国对世界和历史持续七年多的改变，其产生的“蝴蝶效应”已经形成了席卷全球的大风暴，无数事情被他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随之被他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比如正在越南王国首都河内市的郊区某地正在召开秘密会议的十多名越南人，他们在原先历史上是红色越南的重要领导人，此时，他们则是越南王国的军政界高层，其命运之变化无常，堪称造化弄人。——此时的越南是一个王国，朝代名为“阮朝”，国王是阮福晪，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实权不大，是王国的象征，目前执政党是越南国民党。需要注意的是，越南国民党虽然跟中国国民党有一些“血缘关系”，但并非中国国民党的“分支”，该党是越南近代革命家潘佩珠、阮太学等人仿效中国国民党而建立的{潘佩珠等人跟孙中山等人关系密切，双方早年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法国人把越南“归还给”中国后，武汉方面自然顺水推舟地扶持越南国民党成为越南的执政党。当然了，越南此时的国家实权肯定不是都由越南国民党掌握的，越南的真正主人其实还是武汉方面，该国毕竟是中国的附属国之一。
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内，参会的十多名越南人泾渭分明地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