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军委会行营（南京军总部）内，眼下已经担任行营副主任的蒋纬国和行营主任杨杰、行营参谋处主任李浴日以及从武汉急匆匆赶来的总参谋长白崇禧、军委会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几名核心高层紧急地商讨着此次苏军的“冬季大反攻”。对于苏军的大反攻，将领们或多或少都有心理准备，但又感到想当的意外，因为此战前，苏军向乌拉尔山东部地区大举增兵的情报已被送到蒋纬国等人的办公桌上，对此，蒋纬国等高层都判断苏军此举要么为了加强对中国军队的防御，要么为了展开局部性的、中等规模的反击，但苏军一下子就以百万之众展开大反击，不得不令人吃惊。根据统计，苏军进行大反击的地方主要是两处，一处是冠军城（鄂木斯克）北部，一处是北亚四城南部，过去几天内，苏军在冠军城北部投入超过三十万兵力，在北亚四城南部投入超过七十万兵力，数量十分惊人（苏军在冠军城北部投入兵力以新兵为主，在北亚四城南部投入兵力以民兵为主，正规军特别是正规军主力并不是很多），厮杀了十几场，国军累计伤亡约九万人（南京军约两万五千，南方中央军约六万五千），苏军则被毙伤约五十万人（在冠军城北部战场上被毙伤约二十五万，在北亚四城南部战场上也被毙伤约二十五万），死伤惨烈、血腥异常。对此，中方高层深深地感到震惊，以及疑惑。
“苏联人来势汹汹啊！”会议刚开始，白崇禧就笑道，“委员长在武汉已经坐不住了，特地把我和为章（刘斐表字）打发过来，想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长官、刘长官，其实我们也是一头雾水。”蒋纬国无奈地道，“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联人这一手搞得我们深感意外。”
李浴日说道：“是啊，苏联人此举简直是不合常理。遭到我们和德国人两线夹击并且在去年第一阶段作战期间损失奇大的苏联人此时恐怕只剩下招架之力了，又怎么能先发制人呢？以苏军在东线的实力，打打防御战都够呛，还主动进攻我们？唯一的解释就是，苏联人把在西线的很大军力调到了东线，可是，此举完全是割肉补疮，根本就是自杀！苏联人难道不知道，德国人比我们更强、更狠、更危险吗？”
白崇禧和刘斐都露出困惑之色：“照你们这么说，苏联人此举确实是不按常理出牌啊！斯大林也许是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他就不怕因小失大？”
杨杰正色说道：“诸位，我们不要自乱分寸。”他走到墙壁上的巨大地图前，指点着冠军城北部和北亚四城南部，“苏联人确实来势汹汹，打了我军一个不小的措手不及，但是，苏联人在实质上并未讨得太大便宜。冠军城北部战场上，二十多万苏军被我军杀得片甲不留，苏军大败而回，北亚四城南部战场上，苏军确实获得了很多战果，但未能动摇我军整体根基，并且，苏军在北亚四城南部战场上之所以节节得手，并非苏军很强大，而是当地国军太无能！”他说着说着，忍不住声色俱厉，“孙元良醉生梦死、临阵脱逃，汤恩伯消极避战、保存实力，胡宗南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上官云相擅离职守、因私废公，是国军自身存在着太多的内部问题，才导致国军失利！”
蒋纬国沉声道：“任何为个人私利而罔顾国家利益的人，不管多么的位高权重，早晚都会被绳之以法！眼下暂且不谈这个，反正他们是跑不了的！”
杨杰点点头，克制住自己的怒意，继续说道：“刚才那个还是次要的，真正的重点和关键在于，大举反击我们的苏军其实都是二三流的部队。根据傅作义将军的报告，经过检查，被击毙在冠军城北部战场上的苏军大部分都是临时被征进军队的新兵，训练不足，武器简陋，人人一支枪、十几发子弹，甚至两人一支枪、一个弹夹五发子弹；再根据罗卓英将军的报告，经过检查，被击毙在北亚四城南部战场上的苏军大部分都是民兵，兵员素质和武器装备更是极为低劣，人人一支大刀或长矛。这些由新兵和民兵组成的部队，杀上几十万也没什么意义。”
李浴日嗤笑道：“汤恩伯在发给武汉的军事报告里还大吹大擂说他的部队消灭好几万苏军，俨然间以抗敌功臣而自居，原来消灭的就是这种拿着大刀长矛的民兵，简直恬不知耻！”
杨杰看着蒋纬国、白崇禧等人：“我感到疑惑的是，苏军并未拿出太多的真正的主力投入这场反击，问题就来了，苏军把这么多新兵民兵送进我们的火力网里，目的究竟是什么？毋庸置疑，作用并不大。如果苏军是要展开大反攻，为何用二三流的新兵民兵滥竽充数呢？如果苏军并不想展开大反攻，又为何不惜死这么多人呢？是试探我们还是为了牵制我们？”
“也许苏联政府的粮仓里没有足够的粮食了，所以斯大林嫌苏联人太多。”也参会的萧爻用一种嘲讽口吻说道，“因此借助我们的手帮助他减少人口负担，同时消耗我们的子弹。”
蒋纬国怀着一种恶意心态地说道：“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斯大林这种独裁暴君的心里，本国人口不但不是最宝贵的资源，反而还是累赘。”
白崇禧听得出蒋纬国和萧爻是在开一种恶意的玩笑，因此只是认真地思考杨杰的分析，他越想越觉得有理，也觉得愈发迷惑：“驱逐弱旅充当前锋，确实大违常理。”
刘斐看着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