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局势越来越波云诡谲、暗流涌动。
世界大战已经越来越近，德国在争分夺秒地发展国力军力，日本也在拼命地发展国力军力（根据德中两国的要求，日本陆军进行裁军并保持现状不变，日本军队把大部分的资金资源都用于日本海军的扩建），中国同样在拼命地发展着国力军力，此时，中国的领土情况是这样的：被日本占领着四省二市（辽吉黑台、津沪），被苏联控制着外蒙古和新疆，西北三省（宁夏、甘肃、青海）被马家军控制着，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处于半独立状态，西康省是刘文辉的地盘，云南省是龙云的地盘，广西省是李宗仁的地盘，四川省在刘湘死后陷入了四分五裂，虽然蒋介石具备了全面控制四川省的条件，但不少川军内部实力派还进行着抗拒，包括四川省在内，国民政府的国统区总计18省3市（北平市、重庆市、南京市。民国时期设有“特别市”，相当于后世直辖市，北平、南京、重庆、天津、上海此时都属于“特别市”），蒋纬国目前管理着鲁、晋、冀、绥、察、热、平6省1市，蒋介石目前控制着南方的12省2市（苏、浙、皖、豫、陕、鄂、湘、川、贵、赣、闽、粤、渝、宁），父子俩地盘一比二。蒋纬国在北方发展，蒋介石在南方也发展，但蒋介石发展得明显不如蒋纬国，因为南方地盘内部太复杂，反对势力太多，各种派系盘根错节，蒋介石光是忙着铲除异己都忙得焦头烂额，自然不能像蒋纬国那么“幸福”，蒋纬国的华北六省一市内几乎不存在反对派（都在战争中被扫荡一空了，就算还有什么残渣余孽，也不是蒋纬国的对手），总体上讲，南方主要发展农业、商业、轻工业等，蒋纬国的华北则百业一应俱全，并且国统区七成以上重工业在华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蒋纬国不择手段捞来的巨额资金，还有德国人、犹太人、海外侨胞等势力的帮助，加上蒋纬国的“特殊能力”，蒋纬国在华北搞得比蒋介石在南方更加红红火火。
蒋纬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弄钱，目的不是为了“有钱”，而是为了发展，为了建设实业。政府腰包要有钱，还要让老百姓腰包也有钱，同时，光有钱不行，要有实业，不然就像清末那样了，gdp世界第一，但都是农业和少部分商业带来的，没有工业没有实业，华而不实。搞钱时，蒋纬国也想过一些另类的办法，比如开赌场、卖彩票、伪造外币假钞、纳妾交税等，甚至，他还想过后世的一种暴富敛财的“捷径”：炒房。但这些堪称“馊主意”的办法统统被蒋纬国否决了，因为他不能刮地皮，不能制造泡沫经济，他需要的是真真正正的实体经济。
国民政府在经济上的弊端沉珂实在太繁杂太严重，所以蒋纬国不但要在军事上“独立”，还要在经济上“独立”。枪、钱，没有什么比这两样东西在这个乱世中更重要的了。蒋纬国召请众多经济学家，认真地分析过，国民政府当初的“黄金十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和成就，在革新刑法、稳定物价、改革货币、交通建设、改善公共卫生、禁毒、扩大农工生产、教育推广等很多方面的成绩和进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弊端也很多，比如国家柱石的重工业，发展得十分有限，钢铁工业甚至还出现倒退，清末建设的汉阳炼钢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每年产钢五万吨，但在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却停产倒闭了（不止如此，原先历史上，日本即将发动侵华战争时，国民政府却迟迟没有把东部工业迁到西部去，直到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工业遭到重大损失，国民政府才亡羊补牢地匆忙展开西迁，损失不计其数，在西迁过程中又再次遭受重大损失，眼下经过蒋纬国的防患于未然，这一点的损失倒不大），本来，战争是可以极大地刺激、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但在原先历史上，因为国军屡战屡败，加上国民政府机构混乱、管制不力以及大批国府高官罔顾国家利益、趁机大发国难财、千方百计地压榨本国的民族资产实业，导致中国的工商业在抗战期间被扼杀了生机，“越来越烂”，根据历史资料，1944年时，四川工业一半以上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一方面前线军队缺枪少炮，一方面后方工业既不缺原料也不缺人手，却大批大批地倒闭瘫痪，1943年时，重庆18家铁厂倒闭14家，4家钢厂倒闭1家，机器厂开工率不到10，呈现出急剧衰落趋势，为什么会这样？一来是中国连续跟日本打仗七八年，实在打穷了，政府财政陷入枯竭，不得不加大企业税收，抗战后期的企业税收是抗战初期的几十倍乃至一百倍以上，开厂不但不赚钱，甚至还要赔钱，那企业家还开什么厂？二来国府大批高官巧立名目地用各种强取豪夺的办法压榨这些工商企业，让其处境雪上加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原因，比如不重视人才，没有一个完整体系等。
蒋纬国真的没办法，他眼下不可能对整个国家、整个国民政府、整个国民党来一场“大清洗”，所以他只能另起炉灶，重建一套属于他的、健康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工商经济体系，华北六省一市自然是蒋纬国这套经济体系的“大本营”。为此，蒋纬国五管齐下，他一方面跟德国人展开合作，在华北开办一系列中德合作的大型企业（这些中德合作企业里，大部分都是华北政务委员会跟德国政府联合开办的，中方出场地、人员、原料、资金，德方出设备、技术、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