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在华北爆发了，由于蒋介石的举棋不定和宋哲元的三心二意，所以中国军队在华北很仓促很迷茫地打了几场仗后就不战而退，日军立刻得陇望蜀，席卷平津和河北省（日军席卷河北省并非日军统帅部的命令，还是前线部队的擅自做主），这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此时，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蒋介石认为中日已经全面开战（这个“认为”是不是误判，确实不好说），所以决定把日军进攻重点引诱到华东地区，引诱到上海（这个战争国策是蒋百里、陈诚等人极力支持的，蒋介石也担心日本由北向南全面推进），接下来，1937年8月13日，张治中指挥精锐部队第9集团军攻打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但是打了六天六夜也没打下来，8月19日，日军正式增援上海，战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日战争真正开始。
日本这方面，一开始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高层陷入激烈争执，还没有决定全面侵华，甚至也打算大事化小，但是，中国军队居然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同时，中国军队又在华北一溃千里（宋哲元带部队撤退），并且中国军队在上海以十打一也久攻不下，这三件事立刻刺激了日本人，日本人一是恼羞成怒，因为中国军队居然主动开战（日本人不认为七七事变是开战，只以为是地方冲突），二是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在实战中暴露无遗，三是华北地区的日军一下子掠地千里，获得丰厚战果，日本人不可能再吐出来。顿时，主战派声音一下子压倒了主和派。因为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攻打日军，石原莞尔等主和派被迫辞职，日本军界高层彻底没了和谈念头，清一色地决定全面侵华，这才使得中日全面战争真正地爆发了。
理清前因后果，可以明白：七七事变爆发时，中日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肯定是在中国让步的前提下），但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中日只能全面开战。七七事变是日军挑衅，八一三事变是中国军队先下手为强，前者是后者的诱因。即便七七事变爆发，中日还是可以和谈的，国民政府是可以继续拖的，使得战争再次被推迟爆发，从而赢得更多的时间。如果蒋介石真是一个“投降派”，他肯定不会真开战，而是再次让步地进行和谈，并且七七事变以和谈方式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开战，一是蒋介石本身并不是真的“投降派”，二是蒋介石“误判”局势，日本人毕竟“欺人太甚”，蒋介石并不知道日本高层的真实企图（以和谈方式解决七七事变），即便他知道了，也不太会相信。实际情况是：日本人打算用和谈方式解决七七事变，但日本人前科累累、劣迹斑斑，蒋介石已不敢再相信日本人的“诚意”，一个经常撒谎的人突然说真话也没人会相信，所以，虽然国民政府本可利用这次谈判与日本进行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但在蒋介石看来，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
石原莞尔，这个人在“七七事变”前后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蒋纬国是知道石原莞尔的，此人非常不简单，号称“日本第一兵学家”，并且名至实归，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不幸的是，他生对了时代，但生错了国家，二战期间的日本举国疯狂，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精神病院，七千万日本人99.99都是疯子，就他一个人保持清醒，那他反而就是不正常的人了。石原积极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但在日本成功吞并掉中国东北后，他却全力以赴地谋求“中日亲善”，坚决反对进一步地侵占中国，看似立场奇怪，实际上是出于非常深刻、非常冷静、非常理智、非常长远的思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绝大部分人都被这场不费吹灰之力的巨大胜利给冲昏了头脑，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日本应该再接再厉，先吞东北，再吞华北，接着是华东、华南…乃至整个中国，所以积极策划了华北事变等军事挑衅活动，但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的石原莞尔却紧急刹车，他没有被胜利给冲昏头脑，相反，他愈发的冷静、理智，石原知道，日本可以占中国的便宜，但是，占得越多，危险性就越大，一旦玩过火了，中日全面战争就会爆发，所以他认为日本应该“在不触发中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占中国便宜”，吞并了中国东北，日本占了大便宜，赚得盆翻钵满，同时，中日关系也已经逼近危险值最高点，日本若继续占中国的便宜，十有八九会导致中日全面战争，他当机立断地认为“不能再占中国的便宜了”，他主张见好就收，因为东北是一个巨大的战果，日本应该好好地消化整个巨大战果，不能贪得无厌。就像赌博，日本已经赚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益，如果贪得无厌、继续下注，最终只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基于这样的战略思维，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使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石原随即竭尽全力地“促进中日亲善”，他竭力阻止日本军队继续挑衅中国、扩大冲突、引爆战争，他甚至还主张“可以把华北地区的帝国军队全面撤到山海关以北（伪满洲国境内），再由近卫首相（近卫文麿）前往南京跟蒋介石进行推心置腹的促膝而谈，从而解决日中两国的根本问题。”石原的打算是这样的：第一，日本肯定要永久性拥有中国东北，最好促使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